對自己的行為和言論負責，這不是對一家大公司高管的過分要求，而是做人的基本準則。
　　根據《南華早報》的報道，2013年5月30日，馬云在接受這家報紙采訪時，突然主動將自己拆分支付寶的行為比喻為1980年代末面對緊急事件的鄧小平。“這不是一個完美的決定，但這是一個最正確的決定。任何時候，一個領導者是必須要做這樣的決定的。”馬云對當時采訪他的《南華早報》中文網副總編輯劉怡說。
　　這個比喻隨后同其它專訪內容一起被發表在7月13日《南華早報》中文網上。在這篇題為《成功者只能走自己的路》的訪談錄里，馬云的態度看起來非常隨意。在評論互聯網審查的話題時，他還使用了“鬼子”這樣的詞語來稱呼外國競爭者，也稱贊了中國政府的互聯網管理—“管制能管制出六億互聯網用戶的話，這種國家管制很有水平啦。”
　　意外嗎？有點，但也不完全是。作為中國最大的互聯網公司阿里巴巴的創始人和領導者，人們總免不了期待他的價值觀會更“現代”一點。不過聯想到最近馬云拜訪了江西萍鄉的氣功大師王林并稱這是一種“好奇心”的體現，這個期望值大概就所剩無幾了。
　　如果進一步回顧馬云最近幾年間的公開言論，就會發現這個起于草根的企業家隨著公司規模的成長逐漸在顯露他的觀點和傾向。
　　2013年6月，就在證監會質疑支付寶推出的理財業務余額寶違反相關規定之后，《人民日報》經濟版的一位高級記者就對馬云進行了專訪，馬云在采訪中訴苦稱“中國的金融監管過度”。“像馬云這樣的關鍵人物不大可能在沒獲得某種形式的高層支持下對中國金融系統做如此直接的批評。”《華爾街日報》評論說。
　　而幾個月前，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溫家寶就曾點名邀請馬云參加在中南海召開的專家學者和企業界人士座談會。在座談會上，馬云則建議把互聯網和電子商務上升到國家戰略、納入國家發展的總政策之中。這不是溫家寶第一次同馬云交談。2010年，央行的《非金融機構支付服務管理辦法》頒布之后，所有人都對第三方支付市場即將出現國進民退憂心忡忡，溫家寶來到阿里巴巴考察。馬云在匯報中反復強調自己對這個時代心存“感恩”。其實早在2006年他就已經將這種感恩之情用一句話表達得淋漓盡致：“如果有一天國家需要支付寶，我想都不會想，會在1秒鐘內把這個公司全部送給國家。”當時支付寶正面臨信用卡套現、洗錢以及資金沉淀等質疑。
　　隨著阿里巴巴在過去幾年中一次次遭遇行業監管方面的壓力，馬云的言論也越發像在向政府求援。“毫無疑問中國政府對阿里巴巴的支持非常大。反過來說，如果你把馬云和騰訊、百度的CEO放在一起看就會發現他們都有過親政府的言論，事情非常好理解。”朗濤品牌咨詢公司(LandorAssociates)大中華區執行總監PeterMack告訴《第一財經周刊》。
　　現代公司和政府的關系一直非常微妙。1952年，時任GM董事長的CharlesWilson有句名言：“任何有利于我們國家的東西都對GM有利，反之亦然。”隨后他在當年就出任了美國國防部長。而在二戰和越南戰爭期間，GE都堅決站在政府的一邊，也從政府獲得大筆采購訂單。而到了1970年代，隨著越戰和水門事件的發生，許多像GE這樣的企業又紛紛從親政府的左翼突然轉向了右翼，連公眾都感到錯愕。
　　“這是個很復雜的難題。很多人的選擇都會是，埋頭做自己的生意，讓員工有飯吃，然后不問政事，通過履行企業社會責任來回饋社會而非參政，企業家發表任何有關政治的評論都是危險的。”PeterMack說。
　　巧合的是，聯想集團的創始人柳傳志最近在一次小范圍談話中表示從今往后要“在商言商，在當前的政經環境下做好商業是我們的本分。”這一論述被拿來同馬云作為鮮明對比。“企業高管當然是企業形象的代表，但同時他也是社會中的個體，因此企業家可以在公開場合談論政治話題，這完全是他的個人選擇，前提是他充分意識到這一點，以及即將帶來的影響。”奧美公共關系集團中國區首席戰略官褚文對《第一財經周刊》說。比如在最近美國慶祝同性戀法案通過之后的大游行中，許多企業就公開為花車隊提供贊助，以顯示自己在這一議題上的態度。
　　這不是馬云第一次罔顧投資人和市場的感受而一意孤行了。2011年支付寶發生了VIE事件，馬云在完全沒有通知兩個大股東雅虎和軟銀的情況下重組資產，將支付寶轉移到一個私人控制的公司，而這家公司最大的股東就是馬云本人，目的就是為了得到央行的第三方支付牌照。而馬云此次接受《南華早報》采訪時也絲毫沒有考慮到自己對外國公司出言不遜是否會對阿里巴巴即將的IPO造成影響。
　　盡管這個影響可能很難以量化的形式體現出來，因為華爾街從來不是道德判斷機構。如今以美國投資者對于中國商業環境的了解，也不會像過去交流匱乏年代那樣因為某個人的某句話而產生什么顛覆性的影響。不過，此前阿里巴巴入股新浪微博的舉動已經開始在此次事件中顯露效果。新浪微博中有關此次事件的大量內容都遭到了刪除。而更加吊詭的是，《南華早報》的這篇專訪內容其實是在敏感部分遭遇刪除又恢復之后才引發輿論軒然大波的，隨后記者劉怡辭職。20日，《南華早報》編輯部公開聲明稱劉怡在未經授權的情況下私自刪改內容，編輯部發現之后立即恢復內容，并稱“《南華早報》對該報道的真實性確信不疑”。
　　“如果說這個事件要給我們什么教訓的話，那就是企業家在接受采訪的時候要意識到自己說的每一句話都有可能被報道，即便是那些所謂‘私下交流’的東西。”褚文說。
　　而另一方面馬云目前也不是阿里巴巴的職業經理人，而是大股東，這也讓他免于承擔直接責任。反觀2011年，陳曉在離開國美之后由于在接受記者采訪時爆料有關國美財務漏洞的內容而遭遇國美起訴。
　　阿里巴巴則在最新的聲明中稱《南華早報》的內容完全是對馬云觀點的“誤讀”。這或許是最巧妙的說辭—既沒有否認，也沒有承認，體現了這家公司一貫的公關水準。
　　但別忘了商業或者市場經濟從根本上來說也是一種民主形式，消費者會用認同和購買意愿投票。